与此同时，显而易见的是，决定这一法律边界不能由每个成员国的法院单方面作出，而且，无论从务实角度还是从原则角度来看，欧洲法院都需要拥有最终决定权。
力求尽最大努力解决这一难题
该提案重申了欧洲法院在裁定联盟法律有效性方面的垄断权，然而，混合议院的组成以及我们提出的拟议投票规则，却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成员国对宪法问题的关切。我们的读者应该熟悉“发言/退出”定理。韦斯案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该定理的一次粗心大意的演绎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初步审理程序可能被认为未能充分表达各国对宪法问题的关切，从而导致成员国退出。
因此，我们的建议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对魏斯案的一种反应，一种对“流氓”法院的快速权宜之计，而应被 手机号码数据 视为一种理想的结构性修正，即使在魏斯案不存在的情况下，我们也会提倡这种修正。我们中的一个人在 22 年前就提出了这个建议的早期（尽管很粗糙）版本（《欧盟属于其公民：三个不谦虚的建议》，《欧洲法律评论》第 22 届，1997 年），当时和现在一样，它也是出于对结构性难题的认识和承认，魏斯案只是其中一个例子，也是对欧洲司法系统“多元一体”元原则的更好表达。因此，不应仅从补救或预防的功能角度来看待和评估我们的建议。
然而，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面临的问题的补救和预防层面
怎样才能阻止一个国家法院，同一个德国法院，无视混合庭的裁决，做出“白衣之争”？我们的几位 您不时会看到几片朝 评论员告诉我们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“……通过宪法修正案，确立国家法律的优先性”。即使在混合庭作出裁决之后，又怎样才能阻止一个国家宪法法院主张国家宪法的优先性呢？
是的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国家宪法法院违抗欧洲法院混合庭的裁决。但我们认为，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 邮寄线索 性将大大降低，其合法性也将相应大幅削弱。这不仅是因为此类司法管辖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增强，还因为在修订条约时引入这一程序，不仅优先原则，而且最终管辖权原则，都将隐含地成为此类条约修正案的一部分。如果这在某个成员国构成宪法问题，它将在批准过程中显现，或许需要进行宪法修正案。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，国家法院会脱离队伍。
我们既不赞成对条约进行修正案以确认优先权，也不赞成笼统地呼吁所有成员国在其宪法中引入此类宪法修正案。仅仅向未来的任何政府间委员会提出明确确认优先权的提案，只会适得其反。这会对联盟法律秩序中业已确立的宪法性原则构成质疑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某个成员国否决了政府间委员会的此类提案，情况会如何？相比之下，我们的提案以优先权原则为前提，而这一原则是公认的。它只是提出了一种使其更加有效的方式。